以民之苦，何不亲身体验？

政策的本意与争议的焦点

《城乡转型法令》旨在促进城市地区的更新和发展，解决日益严重的城市贫困和住房问题。城市更新是一个计划性的努力，旨在振兴和改善正在恶化的城镇。通常涉及替换或修复不符合标准的建筑、升级基础设施和加强社区服务。支持该法案的人认为，现行法律要求业主百分之百同意才能进行集体销售，这阻碍了必要的重建，导致一些建筑物被遗弃和衰败。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已经确定了吉隆坡多达139块可用于重建的土地，其中91块是住宅物业。

然而，这项法案的核心争议在于降低了集体销售所需的同意门槛。目前的法律要求所有业主百分之百同意才能终止分层地契建筑物的地契，而《城乡转型法令》草案建议将同意门槛降低至：楼龄不足30年的建筑物为80%，楼龄超过30年的建筑物为75%，以及不安全或废弃建筑物为51%。这意味着即使有部分业主反对，物业也可能被强制重建。批评者，包括马来西亚国家购屋者协会主席张金龙，认为这项拟议的法律可能为士绅化铺平道路，以城市更新为幌子驱逐低收入居民。他们担心推动重建会导致房产价值上升，居民失去住房。

倪可敏的“体验挑战”

面对这些批评，倪可敏部长没有选择回避，而是提出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挑战。他邀请那些“不住在洋房里”的批评者，特别是反对派议员，带着家人入住破旧的公寓，亲身感受城市贫困群体的困境。他表示，此举旨在让批评者更好地理解居民们面临的挑战。部长甚至提到，他们最近在一次视察中，在公寓旁发现了一条蟒蛇，以此强调居住环境的恶劣。他直言不讳地说：“不要只住在自己的洋房里，去那里住…带上你的拿汀斯里，让她住在破旧的公寓里，只有这样你才会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实施《城乡转型法令》。”

这一挑战的背后，是部长对批评者未能亲身了解实情的不满。他透露，部门曾两次邀请反对派议员参加关于拟议法律的简报会，但他们都缺席了。

城市贫困的现实面貌

倪可敏的挑战将公众的目光重新聚焦到城市贫困这一长期存在但往往被忽视的问题上。在亚洲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伴随着贫民窟和住房匮乏、非正规经济、生活条件的恶化以及气候变化和排斥性城市形态带来的日益增加的风险。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显示，城市贫困是复杂和多维度的，不仅仅是收入或消费的不足，还与贫困人口在土地和住房、基础设施和服务、经济和生计来源、医疗教育设施、社会保障网络以及话语权和赋权方面的不足有关。

东南亚地区的城市贫困尤为严重。尽管亚洲城市经济充满活力且不断增长，但亚太地区的城市贫困问题依然严峻。大多数发展中亚洲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伴随着贫民窟和住房匮乏、非正规性、生活条件的恶化以及气候变化和排斥性城市形态造成的日益增加的风险。缺乏土地和农村地区农业发展滞后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进一步推动数百万人进入城市贫民窟。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城市不平等正在加剧。

城市贫困人口通常居住在贫民窟或街头。贫民窟可能出现在市中心，靠近工作场所，也可能出现在城市周边地区，靠近垃圾处理场、工业废弃物倾倒场、垃圾填埋场和工业设施。贫民窟的特点是许多人共用简陋的住所，缺乏基本的必需品，如管道供水、卫生设施、垃圾处理和电力。恶劣的居住条件使城市贫困人口极易受到健康和环境危害的影响，例如过度拥挤和不卫生的生活条件带来传播性疾病的高风险。

政策的挑战与权衡

《城乡转型法令》的出台，无疑是为了改善这些严峻的城市居住环境，但如何在推动城市发展的同时，保障现有居民的权益和福祉，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是政府需要认真权衡的问题。批评者担心，降低同意门槛可能导致少数业主被迫放弃他们的房产，这与联邦宪法第13条保护的财产权相悖。他们认为，强制少数业主以他们不同意或低于公平市场价值的价格出售房产，违背了宪法的精神。此外，也有人担心，这项法律可能主要有利于开发商，而不是为了真正的城市更新。

倪可敏部长则强调，拟议的《城乡转型法令》将解决重建对社会的影响，并设立保障措施，确保在收购房产后，没有居民无家可归。他也提到，拟议的《城乡转型法令》将要求80%的同意才能进行城市更新项目，与新加坡的标准一致。

结语：换位思考，凝聚共识

倪可敏部长的“体验挑战”，无论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果，都成功地将公众的注意力拉回到了城市更新背后的人文关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能仅仅停留在冰冷的条文和经济效益的计算上，更需要深入理解受影响群体的真实感受和需求。或许，让更多决策者和批评者，甚至是普通民众，有机会亲身体验城市贫困的生活条件，才能真正建立起同理心，弥合分歧，为推动真正公平和可持续的城市发展凝聚共识。这不仅仅是关于建筑物的翻新，更是关于人的生活质量和尊严的提升。只有当各方都能放下固有立场，从“洋房”走到“破旧公寓”，才能共同找到惠及所有人，而不仅仅是少数特权阶层的解决方案。